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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一搜.cn/海昏侯墓中“南昌”是“南昌邑”的简称吗

海昏侯大墓一出，举国瞩目，新闻纷纭。在诸多关于海昏侯大墓的新闻中，“南昌”或由“南昌邑”演变而来的说法屡见于报章与网络。如此说法，缘于墓中出土的一个青铜豆型灯灯座上带有“南昌”二字铭文。搜寻可见，最早的报道来自于南昌当地媒体《江南都市报》2015年11月6日一篇题为《“南昌”或由“南昌邑”演变而来》的新闻；最近的报道则有《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3月6日第4版的《海昏侯墓四大未解之谜》。两篇报道中，对此的说辞大同小异。或许是出于学术的谨严，专家的言语中表示只是推测，然而随着海昏侯大墓新闻的持续发酵，此说流传甚广。为避免谬种流传，笔者深觉有必要对此稍作辨别。现不揣浅陋，略陈如下。

海昏侯墓出土带“南昌”铭文青铜豆型灯

秦简中已见有“南昌”县名 2002年，湖南龙山县里耶镇的一口古井中出土三万八千余枚秦代简牍，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新闻。里耶秦简，多为秦代洞庭郡迁陵县遗留的官署文书档案，年代为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至秦二世二年（前208年）。2012年刊布的《里耶秦简（壹）》是古井第五、六、八层所出的2600余枚简牍，其中编号为8—1164的简牍上有“南昌”二字。陈伟先生主编的《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在校释中指出“南昌，疑是地名。《汉书·地理志》有南昌县，属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

里耶秦简中的“南昌”检
《里耶秦简（壹）》图版所见8-1164简虽上下两端略有残断，根据简文独特的书写方式仍然可以判断其形制为“检”。《里耶秦简（壹）》所见完整的检，下端两侧刮削，削成V字形，部分检上书写有洞庭郡之外的郡名、县名以及迁陵县之下的官署名称等。因此，学者认为，检上写有地名及官署名称者，表明文书发往某地或者发往某官署。结合秦代的文书保存方式和简牍所见的文书往来情况考虑，此说可以大致信从。
睡虎地秦简《内史杂》规定“毋敢以火入臧（藏）府、书府中”，律文中的“书府”即是官府中收藏文书的地方。张家山汉简《户律》有“民宅园户籍、田比地籍、田命籍，谨副上县廷，皆以篋若匣匮盛”，《奏谳书》则有“御史下书居它笥”“名籍副并居一笥中”，说明簿籍等文书要分类存放在笥篋之中。秦汉时期交通不便，文书往来耗时长久，尤其是跨郡的文书，一来一往少则一年半载，多则两至三年。以里耶秦简所见文书为例，8-63简从旬阳发出，到迁陵县丞转给迁陵司空，其间长达七个月；9-1简至9-12简阳陵追讨欠款的文书，简文所见时间跨度从秦始皇三十三年三月至三十五年四月，事情还没有办成。如此情况之下，以地域来归档文书便成为必需。根据“检”下端削尖的形制，甚至可以推断，检即是用以插在书府中保存文书的笥篋边缘，其上的地名、官署名称则是标明文书的来源或去向。


里耶秦简中的“孱陵”等县名“检”
《里耶秦简（壹）》所见“检”之上的县名有：孱陵（8-467）、枳（8-910）、阆中（8-931）、高密（8-1079）、镡成（8-1373）、旬阳（8-1851）。以上诸县皆见于《汉书·地理志》，孱陵、枳、旬阳亦见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8-1164简，与以上诸简形制相同，因而其上所见“南昌”当与以上诸简之上所见相同，是为县名。目前尚无资料表明秦汉时代除了《汉书·地理志》所记豫章郡南昌之外，还别有一“南昌”。故而，里耶秦简所见“南昌”当即《汉书·地理志》所记豫章郡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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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宋蔡琪家塾刻本《汉书·地理志》之豫章郡属县
《海昏侯墓四大未解之谜》的新闻中提到“在此次墓室出土的文物中，一件清晰刻有汉隶字体‘南昌’二字的青铜豆型灯灯座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是目前关于‘南昌’的最早的实物资料。”前述已经指出，秦简已见“南昌”县名，因此所谓“目前关于‘南昌’的最早的实物资料”固不可信，只是此灯铭文依然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器物铭文所记地名，一般记录其生产地或是使用地。海昏侯墓所出的青铜豆型灯灯座铭文“南昌”难属例外。虽然目前无法确定此灯的制作者、制作年代以及铭文铭刻年代，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必在刘贺下葬之前。因而，其制作、铭刻的时代无非是在刘贺就封海昏之前或者刘贺为海昏侯之时。若是在刘贺为海昏侯之前，则表明“南昌”一名早已存在。若是在刘贺为海昏侯之时，且是侯府之外的人铭刻，则亦可表明其时“南昌”一名已经行用于世；若是海昏侯府之人铭刻，而仅铭刻“南昌”，则更足以说明其时不曾存在所谓的“南昌邑”。

“南昌邑”简称“南昌”，可能吗
《汉书·百官公卿表》有“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因为食邑有随置随废的特点，所以《汉书·地理志》所记标明“国”与“道”，标注有“侯国”，却无“邑”。《汉书·地理志》所见“某邑”的地名乃是地名的固有部分，而非食邑的“邑”，比如“昌邑”一名即属此类，“昌邑”成为刘髆封国之后并未改称“昌国”，便是其证。
汉代封侯者的食邑亦可称为“邑”。所以，哪怕海昏侯墓中所出器物或简牍上发现“南昌邑”字样，也不足据以认定此“南昌邑”便是与“北昌邑”相对的地名。即使刘贺的封邑有“南昌邑”（实际上并无可能），其含义也只能是“南昌”之“邑”，而不能理解为“南”之“昌邑”。若是“南昌”之“邑”，则省称为“南昌”；若是“南”之“昌邑”，则并无简称为“南昌”的理由。
此外，地方命名乃是皇权的象征。就《汉书》所见，新置郡县或是改易县名，都是皇帝行为，其例有高帝新置新丰、武帝改获嘉、闻喜，改胡曰湖等。直至西汉末年，王莽秉政，权倾天下，欲改易天下地名，尚且需要引经据典上奏，大费周章。至于册封王侯，西汉时期多是以已有郡县册封；即使有以新地册封者，也是由皇帝划定区域，拟定名称。例如霍去病获封冠军邑，是由原先的穰县庐阳乡与宛县临駋聚组成，“冠军”的得名，应劭认为“武帝以封霍去病，去病仍出匈奴，功冠诸军，故曰冠军”。因而，尠有得封王侯者自己命名封邑的例子。若再联系刘贺就封海昏之后，仍受地方官员监控，最终被扬州刺史弹奏，“有司案验，请逮捕”、“削户三千”的处境，则刘贺将封邑有意命名为与“北昌邑”相对的“南昌邑”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且别忘了，他被“削户三千”的原因，是莫须有的对“且王豫章”的想法。

“昌邑”器物从哪来
通观新闻报道，专家认为“南昌”或由“南昌邑”演变而来的依据是墓中出土的带有“昌邑”字样的漆器。《“南昌”或由“南昌邑”演变而来》的报道有：
杨军认为，虽然刘贺被贬任海昏侯，但在他的心中依然把自己当作昌邑王。所以他所用器物，依然都书写带有“昌邑”字样。据相关文献分析，当时，刘贺把位于山东的昌邑国当作北昌邑，而把其所贬的海昏国当作南昌邑。由此，有专家提出，南昌或由“南昌邑”演变而来。
《海昏侯墓四大未解之谜》报道有：
杨军分析，墓里出土了许多“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字样的漆器，说明刘贺当时一直心系昌邑，渴望有一天重新做回昌邑王，因此很可能将从前待过的山东称为“北昌邑”，将自己之后所处的江西鄱阳湖畔的都城称为“南昌邑”。“南昌”或许由此得来。
时至今日，考古人员虽然已经起海昏侯大墓于地下，但是已经无法起海昏侯本人于地下。因而，“心中依然”“ 心系”“渴望”云云，不过是推测。只是，如此的推测，实际上经不起推敲。
《汉书·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的记载很明确：“昌邑哀王髆，天汉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贺嗣。立十三年，昭帝崩，无嗣，大将军霍光征王贺典丧。”据此可知，刘贺之父刘髆作过十一年的昌邑王，刘贺自己也是作了十三年的昌邑王之后，才即帝位。因此，漆器中的“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只是西汉时期盛行的王国制造器物时使用本国纪年的情形，只是表明其为刘髆或者刘贺在位时制作的器物，除此之外并无深意。刘贺即帝位，旋即又被废，昌邑国亦除为山阳郡。

海昏侯墓出土“昌邑九年造”漆器

2016-03-15 17:09:31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黄浩波 海昏侯墓中“南昌”是“南昌邑”的简称吗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43885

刘贺墓墓室结构。（朱起鹏/图）

刘贺被废之后，又以庶人身份在昌邑故宫生活十一年，在霍光死后数年，才被册封为海昏侯。《海昏侯墓四大未解之谜》报道说“已出土金器、青铜器、玉器、陶瓷器、竹编、草编、纺织品和简牍、木牍等各类珍贵文物近2万件”，其中肯定有大量带有“昌邑”纪年的器物，然而也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绝无“昌邑十三年”之后的纪年器物了。
至于带有“昌邑”纪年的器物出现在海昏侯大墓中的原因。翻检《汉书·武五子传》亦可轻易得到答案。《汉书·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有“废贺归故国，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物皆与贺”。意即刘贺被废之后，还是得到了食邑二千户（《汉书·诸侯王表》说是三千户），以及昌邑王府的所有财物。因而，刘贺改封为海昏侯，自然可以将财物带往海昏封地，继续使用，最终用以陪葬。
因此，海昏侯大墓出土带有“昌邑”纪年的器物，并非“心中依然把自己当作昌邑王”“心系昌邑”，而是因为器物在制作之时已经记刻铭文，然后被带到海昏继续使用。大量带有“昌邑”纪年器物的出土，不过是坐实《汉书》“故王家财物皆与贺”的记载。


金光闪闪之外的海昏侯墓
 二十来名记者一哄而上，将南昌西汉海昏侯国考古专家组组长信立详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腿慢了一步的记者，已然看不见他的身影。2016年3月2日首都博物馆“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开幕式上发生的这一幕，是因为就在大约一刻钟前，信立详念出了那虽然只有26个字，但公众早已翘首以待的结论——“考古证实，墎墩山墓园主墓墓主人即为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出土文物中能够证明墓主人即为刘贺的“直接证据有三个：一是木牍上写有刘贺和他的夫人分别写给汉宣帝和皇太后的奏折，其中直接写有‘臣贺’；二是有4块金饼写有隶书墨书题记，如果综合起来看这4块金饼的题记，文字即是‘南海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三是在内棺发现了一枚玉印，印文直截了当，就两个字——‘刘贺’。”
 从2015年11月4日海昏侯国考古工作第一次被曝光于公众视野，到2016年3月2日441件海昏侯国文物开始在首博展出至6月，一场追踪海昏侯墓墓主究竟何人的新闻大戏终于到达高潮，但对海昏侯国的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还远未结束，考古学者已作出至少再做十年的打算。
 当昔日小众而神秘的考古行业与考古学者，如今因这一重大发现而尽享万众瞩目、众星捧月，一些似乎从最开始就应该十分明确的问题，却变得有些含糊：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刘贺墓？而现在我们又该关注刘贺墓的什么？

 汉废帝其人，被史书描黑，盼古墓洗白
 2015年11月前，恐怕除了资深的历史研究者、爱好者，普通公众之中知道“刘贺”这个名字的人寥寥无几。与丰功伟绩的爷爷汉武帝刘彻相比，刘贺这位“汉废帝”一生最闪光的时刻，却只是那27天身为傀儡天子的日子了。作为外戚权臣霍光一手操纵的立废闹剧的助演者、牺牲品，刘贺生前便被赐列侯之爵于鄱阳湖以西的日暮之处——海昏国，在这片当时的蛮荒之地了却残生，死后更是在史书的描绘下背负了“在位27天做了1127起荒唐事”的恶名，令清朝学者方濬颐等后人不禁怀疑：“昌邑受玺才二十七日，而连名奏书所陈罪状累累，信乎否乎？”
 如果胜利者果真在史书中将失败者刘贺的面目肆意涂抹，那么两千多年后刘贺终于可以通过自己的葬地，重获一雪前耻、自证清白的机会。海昏侯已经出土的万余件文物，如今正在考古学家的手中，笼罩刘贺真面目的面纱正被一层层揭开；正如信立详所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刘贺绝不像《汉书》所描绘的那样荒诞不经。”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就认为，“海昏侯刘贺家族很可能对豫章地区自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的环境开发和经济繁荣有所贡献。”而刘贺墓外藏椁有一半左右的空间是用来盛放粮食、厨具、酒具这样的“吃喝之物”，如果以王子今的观点看，那最引人好奇的“铜火锅”、有可能大大提前中国蒸馏酒历史的“蒸馏器”，也许就在向我们展示着刘贺生前不乏口腹之快的生活。
 不过在纵情宴饮之外，刘贺墓的诸多蛛丝马迹，则都在暗示着他对昔日王位的追念，对眼下残生的悲愤。最为直接的考古证据，即是刘贺墓展现出“列侯的规制、诸侯的规模、皇帝的残迹”：作为列侯，所有朝廷明确要求的葬制，身处监控之下的刘贺均严格遵守，例如未使用诸侯王级的黄肠题凑、玉衣，封土的高度、祠堂的宽度也均符合朝廷的要求，整座墓园足以成为西汉列侯葬地的代表；但另一方面，朝廷并未明确要求的葬制，刘贺则不惜工本、绝不人后，譬如陪葬的378件、总计一百多公斤的金器，刘贺尸骸身下的包金丝缕琉璃席等，似乎表明刘贺其实绝不甘于以列侯的身份“以享天年”，他希望至少可以恢复至被迎立前、哪怕是被废立后的11年内自己享有的尊位——昌邑王。
 虽然贬谪南地，但刘贺在心中很可能还眷恋着自己以前的封地（山东巨野一带），甚至于这份眷恋还给如今的江西留下了一个地名——“南昌”。刘贺墓中出土的一座青铜豆，其上便刻有迄今发现最早、最珍贵的“南昌”字样。这很有可能表明，刘贺已将南方的这块新食邑视作“南昌邑”，以抚慰自己离开故土“（北）昌邑”的心伤。
 至于“皇帝的残迹”，刘贺墓中的一件西周提梁卣、一件东周青铜缶，引发了考古学者的遐想。难不成刘贺还是一名收藏家？不无可能。但也有学者认为，为了逼迫刘贺退位，霍光将宫中的前朝青铜器作为了补偿，尔后这份旧日的纪念与耻辱，就相伴刘贺身旁，直至与他一起长眠地下。
 比远放鄱阳湖更为残酷的，是刘贺不得“奉宗庙朝聘之礼”，也就是说，他连回长安祭祖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其实，刘贺墓中出土的酎金，反而证明了刘贺困居南昌的悲凉：酎金是从汉文帝开始，每年八月在首都长安祭高祖庙、饮酎酒时，诸侯王和列侯按照封国人口助祭的黄金。刘贺至死都没有获得祭祖的机会，但他生前仍然准备了大量的酎金，期望有一天当朝皇帝能够回心转意。黄金于这位“汉废帝”已不再意味着财富的荣耀，反而成为了他对自己悲凉人生声声慨叹的凝聚。
 心有郁结的刘贺，史书记载他生前“疾萎，行步不便”。而在刘贺墓中正好出土了一件漆碗，其上写有“医工五味（一说‘禁’）汤”的字样。通过对漆碗中残留物的分析，考古学家发现这只碗确实装有五味子，即一种如今临床上用来治疗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疾病的药材。看来医师对于刘贺的病症有心治疗，却无力回天；刘贺终于在他33岁那年撒手人寰。

 简牍与葬制，学术“含金”比金子还高
 为了保证良好的观展体验，此次首博海昏侯国展特别采取了预约入场；随之而来的结果便是，展览尚未开幕，第一周的预约名额就已被争抢一空。展览首日，人头攒动。终于得见已于媒体频繁亮相的耀眼金器，不少观众不禁咂嘴估摸着说，“这得值多少钱啊！”
 早已三赴现场的海昏侯国考古专家组成员、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秦汉考古教授赵化成认为，海昏侯国最令他兴奋的考古学价值，反倒不尽然是那些最抓公众眼球的发现：“像金饼、马蹄金、麟趾金，此前考古都有过出土。当然刘贺墓已经是迄今汉代考古出土金器数量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的了，对于解释比如为何文献记载，西汉多黄金，但到东汉黄金便‘消失’了，就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严格讲，金器虽然漂亮，老百姓爱看，但可研究的课题，或者说其学术‘含金量’，其实还是相对有限的。”
 赵化成最为关注的，其中之一便是刘贺墓中出土的竹简与木牍。文字是最为直观、信息量最大的历史证据，而其考古发现的概率很低，所以对于读遍史书的历史学家而言，考古工作发现的那些全新、当世的文字材料，便显得格外珍贵。近些年清华、北大相继高价购买竹简的原因便在于此。虽然目前清理工作才刚刚开始，但通过红外扫描等技术揭示的情况看，近五千件竹简已堪称一座小型地下图书馆，涉及内容至少包括《论语》《易经》《礼记》、方术，乃至与养生、房中术有关的医书，描写冢墓的赋，待其全部清理完毕后足以助史家眼界大开。
 而一段早在2015年11月就已被各大媒体转抄，但并未激起太多媒体深入挖掘的“结论”，在赵化成眼中也格外重要，甚至足以概括海昏侯国考古的本质价值——“墎墩山主墓本体规模宏大，椁室设计严密、结构复杂、功能清晰明确，是西汉中晚期列侯的墓室的典型标本；墎墩山主墓是目前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紫金城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
 以上结论不是空话。5年的考古工作已经发现并确定：海昏侯国都城紫金城遗址，就在刘贺墓的东北；紫金城遗址以西、以南，葬有包括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在内的全部四代海昏侯，以及13处贵族、平民墓葬；刘贺和他的夫人共享一座墓园和一组由寝、祠堂、东西厢房组成的祭祀用礼制建筑，却葬于不同的墓穴；他们二人墓穴的周围，是7座袝葬墓（有的前有祠堂）、1座车马坑、园墙、园门、门阙，以及墓园的道路和排水设施。

 与马王堆墓比较，各有千秋
与整座海昏侯国“大遗址”完整的结构相对应，虽然考古队2011年就已发现了如今的刘贺墓，但他们直到2014年才正式对其进行发掘，之前的工作都专注于先调查与发掘好墓园及其周边区域；到目前为止，考古队勘探100万平方米，发掘1万平方米，也远超刘贺墓的400平方米。
 “搞清列侯的葬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赵化成介绍，“因为汉代人对墓葬非常重视，不吃不喝也要把死人埋好，事死如事生，所以一个列侯的葬制能牵扯到整个汉代的丧葬制度，进而又牵扯到整个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葬制是社会的反映，研究葬制最终是为了研究社会，这才是考古学者最关心的。”
 从这一点来说，一些媒体所言“刘贺墓比马王堆墓还重要”，并非全然没有道理。马王堆2、1、3号墓，分属长沙国丞相、同为列侯的轪侯利苍及其夫人、儿子（或兄弟）。因为墓葬是在“文革”期间被发掘，考古队未及探寻墓葬之外的墓园、聚落，且轪侯利苍的食邑位于现今河南而非长沙，不似海昏侯的葬地就在其食邑城外，所以对于搞清列侯葬制，马王堆墓确实不如刘贺侯墓重要。
 但赵化成也强调，笼统地比较刘贺墓与马王堆墓的重要性，意义并不大：“两墓年代就不一样，马王堆墓是西汉早期，刘贺墓是西汉中晚期。利苍的身份也和刘贺很不同，前者只是在长沙国做丞相，很有钱，随葬品很多，而刘贺则是身份十分特殊，所以两人的墓葬各有千秋，刘贺墓中很多重要的文物，譬如酎金、孔子屏风，马王堆墓就没有，反之亦然。而且从文物保护的状况看，马王堆墓要比刘贺墓好一点。”毕竟前者被发掘的时候墓里还有沼气隔绝起到保护作用，后者只是泡在水中，所以马王堆墓出土有稀世的辛追夫人女尸、漆棺、帛画、服饰，而刘贺的骨骼与丝织品则已经被南方的酸性土壤腐蚀得不剩多少了。

 这一次，不再有“曹操墓”的喧嚣争议
 回想这半年海昏侯墓在全国引发的巨大反响，海昏侯国考古领队杨军连说，“没想到，真没想到。”他直言不讳地用“狂轰滥炸”来形容媒体对刘贺墓的报道，坦言考古工作已经彻底暴露在镜头之下，“对考古工作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而身处媒体“风暴眼”正中心的杨军，也早已成为了媒体无时无刻不甘罢手的“围猎”目标，3月3日他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向其他学者介绍工作时，就被一通媒体来电打断，即便杨军表示“正在讲座，你们的事情不会急到让一屋子老师都等着咱们打电话吧”，对方仍然回应，“刘贺墓的节目马上要播了，实在只能现在和您电话确认细节。”
 其实早在2002年，杨军主持发掘的“江西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即荣获了当年“考古学界的奥斯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显然，那时的杨军乃至整个江西考古受到的关注，都远不足以和今日对比。如果没有刘贺墓，形容朴实、为人热情、烟量不小的杨军，会和其他很多身经百战、见多识广、成绩斐然的一线考古人一样，戴上草帽走入乡野，旁人都未必能将他和众多江西老表分辨开来。面对各路媒体大量难免重复、外行的提问，杨军从未以“这个问题你上网看我之前的回答就好了”“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外行我无法回答”搪塞，一直半带微笑地再一次用浅近生动的语言讲给新来访的记者。
 “跟媒体的协作是非常重要的，要让媒体帮助我们把考古成果普及给公众。”在杨军看来，从2015年11月开始，海昏侯墓的考古过程正好与媒体报道完成了出色的配合，一方面考古学者一步步打开棺椁，探寻墓主人是不是刘贺，一方面媒体也配合着一步步推进报道，发酵墓主人究竟是谁的悬念，以至最终考古学术的探究变为了全国公众的探秘。
 而且虽然媒体蜂拥而至，杨军在该沉得住气的地方，反而愈发表现得能够沉得住气：“刘贺”之印其实在年前就已发现，但只有在2月底开完学术研讨会正式确定墓主为刘贺后，考古队才将这一消息公布。还有不符合文物保护要求的文物，就还是不能展出，这也是为什么在此次首博展中观众看不到漆器。甚至于在2015年11月对媒体公布，也有杨军等人的“特别设计”在其中：“如果2011年我们就公布，媒体不可能保持这么多年的关注。去年11月主棺发掘后再公布，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放出很多信息，之后每天又都有消息放出来，关于墓主的悬念才能持续这么长时间。”
 当2011年海昏侯国考古刚刚拉开帷幕之时，整个中国考古界还尚未从2010年“曹操墓事件”带来的喧嚣争议中彻底走出。而仅仅五六年后，考古与公众通过媒体的搭桥，已经逐渐摸索到了交流的渠道，公众对考古愈发关注、了解，考古学者对公众愈发开放、从容，“曹操墓事件”中的公众不明就里、考古学者百口莫辩，已逐渐成为昨日云烟。
 如果说此次对海昏侯国考古的热议还有什么遗憾，那可能便是如今媒体与公众对金器的热情远胜过其他，而对此，杨军也正想在对无数媒体知无不言后，说句心里话：“考古发现要引起老百姓的关注，难免需要一些有视觉冲击力的东西。但媒体怎么引导也很关键，大家别光看金器、玉器，其实关于刘贺和海昏侯国，还有很多发现更有意思，背后的故事也很多，你们说对吧？”

2016-03-11 10:56:35来源：综合 作者：南方周末 原标题：金光闪闪之外的海昏侯墓
http://history.sohu.com/20160311/n44008670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