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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新冠肺炎可能成为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
盖茨基金会 2020-02-29 15:15:02 面对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领袖承担着重要责任：既要加速创新研发拯救更多生命，也要联合起来从长远改善全球大流行病应对机制。为此，比尔·盖茨发表文章，呼吁“全球领导人应当立即行动，刻不容缓。” 本文英文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由《NEJM医学前沿》授权并合作翻译。  面对任何危机，领导人都肩负着两个同等重要的责任：解决眼前的问题，以及防止问题再次发生。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我们不仅需要拯救生命，也要从整体上改善应对疫情爆发的方式。前者更加紧迫，而后者从长远来看至关重要。 提高疫情应对能力是世界长期面临的挑战。全球健康专家近年来多次提醒，传播速度和严重程度都堪比1918年大流感的大流行病势必会发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近年来已经投入大量的资源，帮助世界做好应对此类疫情的准备。 ▲我们还没有为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病做好准备（图源：GatesNotes） 如今，我们还面临着眼下的危机。在过去一周，2019新型冠状病毒开始表现出百年不遇的病原体的迹象，这是我们一直担心的。我希望情况不会这么糟糕，但我们应该做好充分准备。 新冠肺炎的威胁主要基于两点原因。首先，除了已经存在健康问题的老年人以外，新冠肺炎还能造成健康成年人的死亡。目前的数据表明，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病死率在1%左右，这一数据介于1957年大流感（病死率0.6%）和1918年大流感（病死率2%）之间，说明它比典型的季节性流感要严重好几倍。 其次，新冠肺炎传播力很强。平均一个感染者会传染两到三个人，形成指数级增长。另有确切证据表明，它可以通过轻症甚至无症状的患者传播。这意味着新冠肺炎将比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和非典型性肺炎（SARS）更难控制，因为MERS和SARS只通过已经出现症状的患者传播，且传播力低很多。事实上，新冠肺炎在短短四分之一的时间内就已经造成了十倍于SARS的确诊病例。 ▲2019新型冠状病毒 （图源：Scientists） 各个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公共卫生机构可以在未来几周采取行动，从而减缓新冠肺炎的传播。例如，除了保护好本国公民，捐助国政府应该帮助中低收入国家做好应对疫情的准备。很多中低收入国家的卫生系统本已相当薄弱，而2019新型冠状病毒会很快让他们不堪重负。此外，鉴于更富裕国家自然会将本国国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相对贫困的国家就会更加缺乏政治和经济上的资本来获取支持。 通过帮助非洲和南亚的国家做好准备，我们不仅可以拯救生命，同时还能减缓病毒的全球扩散（我和梅琳达最近承诺投入最高1亿美元支持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其中很大一部分将用于支持中低收入国家）。 我们还需要加快针对新冠肺炎的治疗和疫苗开发工作。科学家们在几天之内就掌握了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并且开发出具有前景的候选疫苗。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已经在准备将八种具有前景的候选疫苗投入临床试验。如果这些疫苗中的一个或多个在动物模型中被证明安全有效，它们最早在六月便可以进入大规模临床试验。利用已经通过安全性测试的化合物库和新的筛选技术（包括机器学习），科学家们可以在几周内筛选出可用于大规模临床试验的抗病毒药物，从而加快药物研发的进程。 所有这些措施都将有助于应对目前的危机。但我们仍然需要做出系统性调整，确保更高效地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病疫情。 帮助中低收入国家加强其初级卫生保健系统也十分必要。当你建立一家诊所，你同时也在为抗击传染病建设基础设施。训练有素的卫生保健工作者不仅提供疫苗，他们还可以成为预警系统的一部分，监测疾病趋势，向世界发出潜在疫情的警报。 世界还需要在疾病监测方面进行投资，包括建立一个相关机构可以立刻接入的病例数据库，并建立要求各国分享信息的规则。各国政府应该掌握训练有素的人员名单——无论是地方领导人还是全球专家，都应该随时准备好应对传染病疫情，以及在紧急情况下须进行储备和调动的物资清单。 此外，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系统，用以开发安全、有效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确保它们通过审批，并能在发现快速传播的病原体后的几个月里生产并供给数十亿剂量。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不仅有技术、外交和资金的障碍，还需要公私部门间的通力合作。但所有障碍都可以被克服。 关于疫苗的一项主要技术挑战，是改善生产蛋白质的方式，传统方式对于应对传染病疫情实在太慢了。我们需要开发安全可靠的平台，确保监管审查可以迅速进行，也能让制造商以低成本进行量产。对于抗病毒药物，我们需要有一个有组织的系统以快速和标准化的方式筛选已有的治疗方法和候选分子。 另一项技术挑战涉及基于核酸构建疫苗。构建疫苗可以在病毒基因组测序完成后的数小时内完成，而现在我们需要找到量产它们的方式。 除了这些技术解决方案之外，我们还将需要外交方面的努力，推动国际合作和数据共享。开发抗病毒药物和疫苗涉及大量跨越国界的临床试验和授权协议。我们应该通过全球平台来推动各方针对有前景的候选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在研究重点和试验方案等方面快速达成共识。这些全球性平台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研发蓝图（WHO R&D Blueprint）、国际严重急性呼吸系统和新发感染联合会试验网络（International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and Emerging Infection Consortium trial network）和全球传染病防控研究合作组织(Glob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for Infectious Disease Preparedness）。这项工作的目标应该是在三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在保证患者安全的前提下得到确定性的临床试验结果和监管审批。 接着就是资金的问题了。这些工作的预算需要成倍增加。完成新冠病毒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并获得监管审批就需要额外数十亿美元的投入。提升疾病监测和应对还需要更多资金。 需要政府投入资金，是因为大流行病相关产品是非常高风险的投资，公共资金有助于将药企的风险最小化，从而确保他们得以全身心投入工作。此外，政府和其他捐助方需要以支持全球公共产品的方式，资助建设可以在几周内实现疫苗供应的生产设施。这些设施可以在平常用来生产常规免疫规划需要的疫苗，而在大流行病期间可以迅速改装生产所需疫苗。最后，政府需要资助疫苗的采购和分发，确保它们抵达需要的人群。 投入数十亿美元用来抗击大流行病，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想要解决问题，这是必须的投资。而且考虑到疫情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只要看看新冠肺炎对供应链和股票市场造成的影响，更不用说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这将是一笔值得的投入。 最后，政府和行业需要达成协议：在大流行病期间，疫苗和抗病毒药物不能简单地卖给出价最高的买家，而应该让身处疫情中心及最有需要的人们以可负担的价格买到。这不仅是正确的做法，也是阻断传播和防止疫情继续蔓延的正确策略。 全球领导人应当立即行动，刻不容缓。 封面图为比尔·盖茨2015年所做的TED演讲《下一次传染病暴发？我们还没准备好》 比尔·盖茨发文：新冠肺炎暴发，更富裕的国家应当帮助相对贫困的国家 新京报 2020-03-02 16:49:54 记者丨何安安 2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调高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级别，将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高”上调至“非常高”，但谭德塞同时表示，“全球仍有机会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指出，将全球风险调至最高级别，是让各国做好准备。美国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也在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冠肺炎或将成为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的文章，警告新冠肺炎有可能成为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全球领导人应该立即行动，进行有效应对，“刻不容缓”。 在这篇文章里，比尔·盖茨表示，面对任何危机，领导人都肩负着两个同等重要的责任：解决眼前的问题，以及防止问题再次发生。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证明，我们不仅需要拯救生命，也要从整体上改善应对疫情暴发的方式。他在文中发出警告，在过去一周，2019新型冠状病毒开始表现出百年难遇的病原体的迹象，而这是我们眼下即将面临的危机。比尔·盖茨认为，各个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公共卫生机构应当在未来几周采取行动，从而减缓新冠肺炎的传播。对此，比尔·盖茨强调，中低收入国家的卫生系统本就相当薄弱，更富裕的国家应当帮助相对贫困的国家，因为这有助于减缓病毒的全球扩散。 目前，由比尔·盖茨及其夫人梅琳达共同成立的盖茨基金会 （即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正在积极努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所造成的影响。在此之前，盖茨基金会已于1月27日宣布提供500万美元紧急赠款，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2月5日，盖茨基金会承诺将再次投入最高1亿美元赠款用于疫苗、药物等方面的研发、测试，以及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和诊断。据福布斯新闻网报道，其中2000万美元将捐赠给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00万美元将捐助给非洲、南亚等流行病肆虐的地区用于相关保护措施的开发，6000万美元提供给疫苗、药物的研发和测试等。 提高疫情应对能力是世界长期面临的挑战 有媒体报道，在上月早些时候，比尔·盖茨还在一场演讲中谈到了新型冠状病毒，并认为人工智能与基因疗法可以帮助诊断、测试、病症治疗和疫苗研发。事实上，早在2015年，比尔·盖茨就曾经针对埃博拉病毒暴发进行了一场与病毒有关的演讲，在这场演讲中，他提出了一个预言：下一场大疫情的暴发，人类还远未准备好。在《新冠肺炎或将成为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这篇文章中，比尔·盖茨直言提高疫情应对能力是世界长期面临的挑战。 2015年比尔·盖茨演讲截图。 那么，面对眼下的危机，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比尔·盖茨认为新冠肺炎的威胁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新冠肺炎可能造成健康成年人的死亡，严重性远高于季节性流感；二是新冠肺炎在短短四分之一的时间内就已经造成了十倍于SARS的确诊病例，传播力很强。因此他向富裕国家发出倡议，“除了保护好本国公民，捐助国政府应该帮助中低收入国家做好应对疫情的准备。” 其次，比尔·盖茨表示需要加快针对新冠肺炎的治疗和疫苗开发工作，并利用已经通过安全性测试的化合物库和新的筛选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机器学习）筛选出可用于大规模临床试验的抗病毒药物，从而加快药物研发的进程。他认为，这些措施有助于应对目前的危机。 除技术解决方案外， 推动国际合作和数据共享也迫在眉睫 “大流行”这个源于流感的词语正在成为当下的热频词汇。如何防止问题再次发生，确保我们可以更加高效地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疫情呢？ 比尔·盖茨认为我们可能需要为此做出系统性调整，比如帮助中低收入国家加强其初级卫生保健系统，以及对疾病监测进行投资，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相关机构可以即时接入的病例数据库，并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各国信息分享机制。此外，比尔·盖茨指出，各国政府都应当储备和掌握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的人员名单及物资清单，以便随时做好应对传染病疫情的准备。在比尔·盖茨看来，传统方式在应对传染病方面过于迟缓。因此，应建立用于开发安全、有效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系统，以便在发现快速传播的病原体后，确保这些疫苗和抗病毒药物能通过审批，并在接下来的数月内进行快速生产和供给。 美国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称，除了技术解决方案之外，推动国际合作和数据共享也迫在眉睫。他强调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因为完成新冠病毒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并获得监管审批需要额外数十亿美元的投入，提升疾病监测系统及相应的应对方案也需要更多的资金，这方面需要政府和其他捐助方以支持全球公共产品的方式进行投入。面对如此巨额的资金需求，比尔·盖茨表示这是抗击大流行病“必须的投资”。事实上，他认为，相较于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这将是一笔值得的投入”。 作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李永博 校对丨李立军 李一诺：病毒的世界观 盖茨基金会 2020-03-03 14:54:30 世界通力合作才可能真正做好防控 李一诺：病毒的世界观 我在盖茨基金会工作这些年，一方面，看到世界的信息似乎越来越割裂和区域化。另一方面，传染病疫情暴发，又如当头一棒，提醒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高度联结的世界里。传染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世界通力合作才可能真正做好防控。 作为一个聚焦全球健康和发展、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的组织，盖茨基金会格外重视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从疫情暴发之初便与中国的相关伙伴取得联系、保持密切沟通，并承诺投入最高1亿美元赠款，用于加强病例发现、隔离和治疗，保护弱势人群以及加速开发疫苗、药物和诊断方法，支持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疾病无国界，而且我们无法预测全球性传染病会在何时到来。在交通高度发达、人员往来密切的今天，全球传染病的有效控制有赖于全球各方充分沟通、信息分享、决策协同。因此我想借这篇文章，从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暴发开始，回顾近年全球传染病防控的缺口并分享一些盖茨基金会在传染病防控中的思路和做法，同时也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能更多地参与公共卫生全球治理。 传染病是对人类最致命的威胁 （图源：informationisbeautiful.net） 这是一张关于20世纪全球人类死亡的统计图（复制链接看清晰大图：https://informationisbeautiful.net/visualizations/20th-century-death/）。在20世纪的100年里，一战、二战、冷战等诸多大规模冲突导致近1.3亿人死亡，20世纪也因此被欧美国家称为“最糟糕的100年（the worst century）”。然而，同样在此期间，传染性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16.8亿，是战争的近13倍；其中因呼吸性传染病而死亡的人数为4.85亿，接近战争死亡人数的4倍，仅一次西班牙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4000万，相当于一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比尔·盖茨：下次的疫情暴发？我们还没准备好_腾讯视频 ▲在2015年的TED演讲中，比尔·盖茨先生将传染病大流行称为“最危险的全球性灾难“。 由于缺乏有效防范措施，全球传染病大流行危机所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测算，2003年世界经济因SARS病毒损失400亿美元、2009年因H1N1病毒损失500亿美元、2014-2015年因埃博拉病毒损失540亿美元。这其中，欠发达地区尤其受到影响。2014-2015年的埃博拉疫情让塞拉利昂的GDP缩水20%，相当于5年的增长。在疫区三国，年人均GDP下降125美元。欠发达国家往往缺乏保持日常健康的洁净水和卫生服务、缺乏疫情紧张时的疾病筛查工具、缺乏疾病监测工具和人力系统、缺乏可以临时集结和投放的紧急救援物资和志愿者、缺乏专业人士施行隔离和抢救、缺乏总体治理能力、缺乏灾后重建的资源。若再加上一些复杂的文化和宗教因素以及长期对医护体系的不信任，疫情往往在贫穷国家来得更快更猛。 来自2014年埃博拉病毒暴发的启示 在欧美的新闻、流行文化和纪录片中，埃博拉病毒并不令人陌生。美国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于1994年出版的畅销书《血疫》（The Hot Zone）就讲述了一个埃博拉疫暴发的故事。埃博拉病毒于1976年在苏丹南部和刚果（金）首次出现，并在此之后的30年里多次暴发并造成累计上千人死亡。 为了重现2014年埃博拉疫情的发展，我们粗略地拉了一条时间线：
从埃博拉疫情暴发到各国政府施行援助这半年时间里，4000余人已经死去。世界早就知道埃博拉病毒的存在，可当它再次来袭时，国际社会和当地政府为什么仍显得措手不及？ 为什么全球回应会如此缓慢？为什么全球传染病防控这么难？ WHO和联合国对大流行病准备（pandemic preparedness）的定义是全社会对疫情进行预测、监测、回应并有效从灾情中恢复的能力。在抗击埃博拉病毒的过程中，许多国家在这四方面都存在不足。 首先，疾病预测和监测能力紧密相关。在传染病流行病学分析中，数据和模型分析是疾病预测的基础。许多非洲国家由于医疗基础设施落后、检测工具缺乏、电子数据系统尚未搭建、民众对医疗系统缺乏信任，导致疾控系统很难统计早期病例。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往往缺乏模型分析能力。毕竟哪怕在全球传染病研究中，数学模型分析仍属于新兴领域。然而，任何应对策略都要建立在对未来的准确预判上。如果缺乏高质量的数据和模型分析能力，管理部门很难及时有效地提出传染病应对策略。 其次，即使有好的数据预测和监测信息供管理部门参考，疫情国仍可能面临应对能力上的局限。一场大规模疫情的控制往往需要数万、数十万的紧急救援工作者参与运送物资、建设临时隔离设施、筛查、看护、治疗等等各类工作。如何第一时间召集应急人员？如何组织国内外专家？如何培训志愿者？临时隔离场地从哪里来？资金来源是什么？如何补偿临时工作者？这些都是应急反应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而在埃博拉疫情中，虽然诸如无国界医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在援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提供了数千名志愿者参与基础工作，但真正应作为主力的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非洲国家当地政府都显得准备不足且反应滞后。 面临紧急的疫情，全社会需要以创新的思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新疫情发生时，医学界往往缺乏快速筛查、治疗和预防工具。众所周知，药物和疫苗等医疗产品开发周期很长，而疫情暴发又“等不起”，所以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准备充足的资金、组织高效的科研团队、合理简化审批手续、使用快速研发工具、进行跨国合作研究，都是应对疫情时需要在研发阶段就解决的问题。 最后，疫情过后，各地需要恢复生产。贸易、交通、投资、旅游等等行业都需要重启，政府需要制定新的发展计划，一方面提高国内外的信心，另一方面缓解疾病带来的长期经济影响。根据联合国测算，埃博拉疫情后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经济恢复计划共需90亿美元投入，对此各方承诺提供46亿美元，远未达到恢复所需。当然，如果疫情可以在暴发早期就得到有效控制，那么疫后恢复的难度也会大大降低。所以说，应对传染病危机，重点应在预防和控制，因为恢复成本极高。 盖茨基金会为遏制传染病做了什么？ 基金会的工作，简单说是赠款，依照战略将资金给到合适的受赠方手中，由他们进行具体工作。在埃博拉病毒疫情结束后，基金会对全球传染病流行治理进行了许多反思，并制定了战略，更加系统性地资助建设全球传染病防控能力。一方面，我们的应急回应部门（Emergency Response Team）会为突发性疾病灾害提供紧急的物资、人员、技术和资金支持。从2000年成立到现在的二十年里，基金会为许多紧急危机提供了第一时间的援助，比如2010年的喀麦隆霍乱疫情、2013年的菲律宾的台风海燕、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病毒、2019年在喀什米尔和尼泊尔发生的洪水和塌方，等等。这部分工作体量不大，以短期应急为主。而另一方面，盖茨基金会投入大量资金，通过支持创新工具（包括药品、诊断和疫苗等等）的研究开发和疾控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全球遏制传染病的应对能力。这样的资源配置秉承了基金会一贯的资助理念和策略，即支持可持续、催化式项目，做长期布局以提升全球健康和发展水平。 1. 在疾病预测方面，基金会多年来支持了许多机构进行流行病数学模型分析，为干预手段提供了最基础的数据和科学依据。例如被忽视的热带病数学模型联盟(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 Modelling Consortium)、艾滋病数学模型联盟(HIV Modelling Consortium)、疟疾数学模型联盟(Malaria Modeling Consortium)、疾病模型中心 (Institute of Disease Modelling)等等。 近年来，全球每年传染病疫情在200余次，许多专家认为全球性传染病大暴发只是时间问题，人类社会对于大规模传染病暴发准备不足。在这个背景下，2019年10月，我们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和世界经济论坛合作进行了一次名为“201事件”(Event 201)的全球大流行应对演习，模拟一种基于 SARS和MERS的假想超级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的后果。模拟结果发现，若假想超级肺炎来袭会造成全球约6000万人死亡。这次演练帮助我们了解全球社会在传染病防控上到底缺乏多少准备、还需哪些改进。在新的疫情暴发时，全球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需要立刻重视传染病防控，储备紧急物资，同时也要相互配合、共同增强疾控系统的应对能力。 类似的紧急情况演练在军事、自然灾害和核安全等领域十分常⻅，但在传染病领域还很新颖。这次演练的本意是给全球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和建议，帮助各国提升传染病的应对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在演习中模拟的疫情发病率和死亡率都不适用于推算当前暴发的冠状病毒疫情，因为这是一种新型病毒，与MERS和SARS病毒的基因组成和致病机制存在很大不同。 2. 在疾病监测方面，基金会也有许多援助项目，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儿童健康和死亡预防监测网络 (Child Health and Mortality Prevention Surveillance Network, CHAMPS) 。全球每年有500多万五岁以下儿童死于可避免的原因，而CHAMPS是一个针对儿童死亡高发地区的疾病监测网络，通过与政府及公共卫生部⻔合作，收集、整理并分析各区域五岁以下儿童死亡原因，为当地的卫生决策提供证据。基金会在2015年投资7500万美元成立CHAMPS，并在之后四年里多次追加捐赠，迄今已投入共计2.71亿美元，在孟加拉、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里、莫桑比克、塞拉利昂和南非都设有监测点，并计划在下一阶段再增加两个国家。 有时，疾病监测网络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2014年，埃博拉病毒曾一度从⻄非三国传入尼日利 亚。由于尼日利亚的人口、经济体量和全球交通往来都超过⻄非三国，一旦埃博拉暴发，后果将非常严重。幸运的是，由盖茨基金会和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等国际组织捐赠支持的脊髓灰质炎消除计划(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 GPEI) 在尼日利亚⻓期运行，在当地已形成了十分完善的疾病监测体系。所以在2014年7月，当尼日利亚政府接到埃博拉预警时便⻢上联系了GPEI并建立了紧急运营中心。GPEI的卫生工作者调转⻋头，将过往对抗脊髓灰质炎的经验用来追踪埃博拉病人和接触情况，并汇报数据，让疫情第一时间得到控制。尼日利亚在10月份宣布消除埃博拉。 3.在创新工具研发和部署，以及针对贫困国家和地区的卫生系统建设和加强、疫苗免疫覆盖提升和相关疾病防控能力建设等方面，基金会做了大量投入，以总体提升这些国家和地区长期应对危机的能力。 当传染病暴发时，一线医护人员需要快速诊断工具、新药物和新疫苗。这对研发技术、科研资金和研究协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要短期出结果。在这个背景下，基金会资助了全球传染病防治研究合作组织（The Glob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for Infectious Disease Preparedness, GloPID-R）、国际严重急性呼吸系统和新发感染联盟(International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and Emerging Infection Consortium, ISARIC) 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The 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 CEPI）。 GloPID-R是一个提供国际科研资金的平台，资助传染病暴发期间的快速研发，其成员包括英国国际发展署、WHO、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等30个国际研究资助组织，盖茨基金会也在其中。他们在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病毒、2015年巴西的寨卡病毒、2016年安哥拉的黄热病、2017年马达加斯加瘟疫的疫情中，都提供了科研经费。 ISARIC是一个国际紧急临床研究协作平台。由于传染病暴发地点、时间和规模很不确定，且主要发生在资源匮乏地区，进行诊断工具、药物和疫苗的临床试验相当困难。这便是ISARIC要解决的问题。ISARIC的成员涵盖111个国家的55个研究网络，并参与了MERS、H7N9、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病毒的科研工作。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CEPI(点击了解更多），因为他们最近在为新冠病毒开发疫苗。这个组织于2017年在盖茨基金会、惠康基金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挪威政府等机构的支持下成立，使命是快速开发针对新兴传染病的疫苗，提升贫困人口免疫力。截至目前CEPI已在疫苗研发合作中投入4.56亿美元，管线产品包括MERS疫苗5个、拉萨热疫苗6个、尼帕病毒疫苗4个等。2020年1月，CEPI宣布资助三项针对中国新冠病毒的疫苗研发，共1250万美元，帮助候选疫苗快速进入临床试验。CEPI将与Moderna公司、Inovio公司、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和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AID）合作开展这项工作。 大家都知道，疫苗研发一般耗时很久。麻疹疫苗用了9年，埃博拉疫苗用了16年，脑膜炎疫苗用了41年。而CEPI的疫苗研发目标速度是平均40周：16周发现适合疫苗生产的病毒体并准备临床试验，6周从第一针到临床验证有效，8周从决定扩大生产到释放10万剂疫苗。这次针对新冠病毒的项目便用到了疫苗快速开发技术。由于之前有研发MERS疫苗的经验，CEPI资助的Moderna公司的mRNA技术、Inovio公司的DNA疫苗技术和昆士兰大学的病毒蛋白质技术都可能大幅缩短新冠病毒的疫苗开发时间。而NIAID也已准备好临床试验网络，在候选疫苗通过动物实验并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许可后（一般需要一个月）承接新冠病毒疫苗的一期人体临床试验。 另外， 为缩短大流行危机来临时的审批时间，盖茨基金会协助建立了世界卫生组织研发蓝图制度。在大流行发生时，该组织专门针对危机提出具体的临床试验标准，帮助科研人员和企业在疫情期快速获得许可。众所周知，医药行业监管严格，审批手续往往很繁琐。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时，基金会资助了一些药物临床研究。如果按照常规审批程序，这些药物的临床研究和使用将被大大推迟，无法及时回应疫情。所以当时WHO和美国FDA临时为埃博拉药物的临床试验开绿灯，允许将经过动物实验并验证安全有效的候选产品用在病人身上。但即使有WHO和FDA的临时绿灯，仍有些本可以缓解病毒的药物和疫苗，比如VSV-EBOV疫苗，由于无法快速通过审批，最终在疫情高峰过后才进入西非三国。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由于有了世界卫生组织研发蓝图制度，企业和研究机构可以迅速开展工作，争分夺秒地将产品做出来。 除了上述应对措施之外，传染病的有效防控有赖于对新工具开发、疫苗免疫覆盖和疾控体系建设的长期不懈的投入。盖茨基金会资助的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和全球基金（Global Fund）就是以此为出发点而成立的全球组织。 PATH成立于1977年，是一个国际非营利组织，在疫苗、药物、诊断试剂、医疗器械、公共卫生系统和服务这五个平台推动卫生创新。PATH总部设在西雅图，在全球有1600多名员工，在20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其中11个办事处位于非洲，并在全球70个国家开展项目。盖茨基金会一直是PATH的合作方和主要资助方。PATH与中国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有着紧密合作。2013年，在帕斯的全程技术支持下，中国中生集团开发的乙脑疫苗成功获得WHO预认证，成为首支通过WHO预认证的中国疫苗。盖茨基金会一直是PATH的合作方和主要资助方。 与基金会相似，PATH从2014年埃博拉疫情之后开始加大对全球传染病防控的投入，并与U.S. CDC合作，在全球健康安全日程（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框架下，帮助非洲国家建立公共卫生全套应急机制。2016年，PATH和U.S.CDC与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卫生部合作，支持强化了DRC的疾病监测、实验室和卫生信息系统，并在2017年设立紧急指挥中心，用于疫情暴发期间的全国协调和数据呈现。当2018年新埃博拉疫情来袭时，新建的数据采集和可视化系统很快派上用场，为联合国的数学模型团队和其他伙伴提供了流行病学分析依据。近期，PATH参与了DRC疫情回应系统的评估工作，并帮政府起草了国家健康安全行动计划。 Gavi（中非健康与发展合作101|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是2000年盖茨基金会刚成立的时候就通过捐款７亿5千万美金，与WHO、UNICEF和世界银行共同成立的新型国际组织, 目标是为让更多贫困国家的儿童获得疫苗免疫覆盖。这些年Gavi的工作让7.6亿儿童接种了疫苗，避免了1300万儿童的死亡。它也成功地将更多的疫苗和物资，以更低廉的价格引入市场。举个例子，一剂可以预防五种致命感染的五联疫苗过去的价格是 3.65 美元，现在不到一美元。2014年，Gavi为埃博拉疫情承诺提供3亿美元采购款，这为药企继续研发埃博拉疫苗提供了动力。去年9月，Gavi表示将采购50万支埃博拉疫苗用于物资储备，为未来埃博拉疫情再次发生做准备。针对传染病疫情暴发，Gavi援助国家可免费获得紧急库存疫苗并申请防疫费用资助。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几年也成为了Gavi的供货方。刚才提到的中生集团研发生产的乙脑疫苗也获得了Gavi集中采购的“通行证”，现在这支疫苗在海外的出货量已经超过4亿支。 全球基金的模式类似Gavi，是盖茨基金会参与资助成立的另一个国际多边合作组织，旨在应对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这三大“贫困人群杀手”。自从2002年成立起，全球基金已投资超过40亿美元，覆盖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艾滋病上，全球基金的市场塑造战略大大节省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RV）的费用。在结核病上，全球基金是中低收入国家结核病耐药性应对行动的最大外部资金来源。在疟疾上，全球基金与合作伙伴不断改进预防和治疗工具，如研发疟疾疫苗和新型蚊帐等。基金会已累计为全球基金捐款22.4亿美元，并准备在2020-2022年追加7.6亿美元。 最后一个值得提及的机构是全球准备性监测板（Global Preparedness Monitoring Board, GPMB）。这里的“准备性”就是世界应对大流行危机的准备性。GPMB由世界银行和WHO在2018年联合成立，目的是每年评估全球是否有能力应对一次新的传染病大流行危机，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基金会长期为GPMB提供支持，我们的全球发展部门主席Chris Elias是GPMB成员。这是全球传染病领域自2014年埃博拉危机以来的又一次新尝试。他们的第一次年报去年刚刚出版，很值得一看，了解如今全球传染病防控的能力与空缺。 为什么盖茨基金会做这些事情？ 上面提到的很多工作，都非常具有开创性，通常都没有先例可循，因此需要承担很大风险。那为什么是盖茨基金会来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不是政府呢？政府的钱来自纳税人授权，这决定了他们虽资金量很大，但风险承受能力低。一旦几亿美元在试验项目上打水漂，很难向纳税人交代。而盖茨基金会所做的尝试往往风险很高且投入较大。类似于Gavi和全球基金的尝试，哪怕是比尔·盖茨先生本人最初也非常不确定是否能成功。Gavi创立了全球疫苗采购机制，内在逻辑是通过将资源匮乏国家一个个相对小规模的疫苗市场整合成一个大买家，增强买方的购买力和议价能力，从而在和疫苗厂商谈判时可以压低价格并作为长期买家为厂商提供疫苗研发和生产的动力。但是，这种模式之前并未被验证可行。一次性拿出数亿美元去做尝试，要担很高的风险，政府很难去尝试。 为什么不是企业呢？因为给欠发达国家提供这些服务的国际组织，是没有利润可图的。但做这些组织的供应商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利润。Gavi采购时在低价的基础上会保障供应商获得一定的利润。然而，组建Gavi本身并不赚钱，这是给别人做嫁衣的工作。全球基金也是类似的道理。既然不赚钱，企业自然没有动力去做这件事。 那盖茨基金会为什么要投入大笔资金进行尝试呢？因为我们愿意为了超高的社会回报而投入资源进行从0到1的试验。既然研究表明，价值1美元的疫苗投入将产生近54美元的社会效益，是已知的最有效的发展援助手段之一，那Gavi就值得尝试，因为成功后的社会回报极高。同样，在传染病防控上，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中暴露出来的全球应急能力中的种种弱点让我们意识到，若想让每个人都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就必须参与到全球传染病应对系统的搭建工作中。如果疾控体系不完善，无法及时控制疫情，未来还将会有大量的资源花在灾后重建上，为长期缺乏预案买单。据世界银行测算，一次严重的全球性流感危机将造成近3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若传染病致死率和传播性强到一定程度，发展为人类的生存危机，那么我们甚至都不会有重建家园的机会。传染病防控所带来的超高社会回报让我们愿意投入资源，支持全球提升应对能力。 全球健康工作需要多方参与才能见成效 任何传染病防控工作都始于完善的基础卫生设施来保障国民基本健康和免疫力。然而，各国之间对于基础卫生设施投入差距悬殊。据统计，2012年美国人均医疗支出为8895美元，而同年几内亚人均医疗支出为32美元、利比里亚66美元、塞拉利昂96美元。如果医疗系统之间差距百倍，那么当传染病来袭时，各国的防控水平也会有天壤之别。过去人们觉得其他国家的医疗系统落后，那是别人的问题。可在交通和贸易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任何角落发生传染病疫情，都可能很快传入中国、美国、英国等等这些国际往来密切的地方。实际上，在传染病领域，“别人的问题”就是自己的问题。国际社会尤其应当重视欠发达地区的卫生问题。 提升欠发达国家卫生水平的工作，不可能由基金会一家完成。在全球健康领域，投入总是比需要的小。诸多新型全球健康组织（如Gavi、全球基金、GPEI、CEPI等等）、各国的疾病监测网络、各种数学分析网络都无法依靠任何单一组织的倡导和资助而存活。公共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都需要参与到新型全球健康治理的工作中，支持全球优质的公共卫生创新项目。 良好的卫生系统很重要，但它无法完全避免传染病暴发。所以，各国仍需要完善的传染病应对系统。比尔·盖茨先生在他的TED演讲中提到，目前全球每年仍需在传染病防控方面投入10亿美元。或许这看起来很多，但做个比较，美国军方2015年的预算是5600亿美元，每年在全球各地进行演习，各部门协同作战，有完备的紧急指挥、物资、运输、通讯等一套系统，并长期开发新工具，做好军事准备。 传染病防控也需要一整套全球系统。无论疫情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发生，这套全球系统需要在第一时间通过完善的基础医疗设施得到疾病监测和预警；第一时间让研究部门获得病毒样本并开始分析；有稳定的互联网、透明可靠的数据及模型分析为应急决策提供依据；有大量训练有素的应急人员迅速集结；有志愿者接受培训并抵达疫区；交通畅通快捷；紧急物资储备充足（例如快速筛查工具、药品、疫苗、帐篷、食物、保暖设施等等）；有运输物流能力；如需研发产品，资金、人员、技术可迅速到位，并有监管绿灯开路；各国政府充分沟通、密切配合。在平日里，这套系统需要定期进行演习，在电脑上、现实中模拟不同传染病情景下的全球反应并找出漏洞，并及时制定和实施改进方案。任何环节的缺漏都可能造成疫情后续极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 最后附一张全球传染病图，里面记录了一些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的传染病。面对复杂的传染病疫情，全球传染病防控工作的成败将取决于最弱一环。这是G7国家承诺支持76个国家建设传染病防控能力的原因之一。然而，这些承诺到目前为止缺乏长期跟踪和落实。新冠肺炎疫情或许会对全球卫生部门产生警示，督促他们重视传染病防控的长期工作。所有国家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传染病防控系统。当本次疫情结束时，全球需要新的典范，带领各国全面升级传染病防控能力，为未来死亡率更高、传染率更强的潜在传染病危机做好准备。 *感谢盖茨基金会北京办公室何流先生对本文的卓越贡献。 参考文献： 疫苗中国网.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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